珠峰登山者

许云峰在珠峰南坡上

珠穆朗玛峰今春攀登季即将结束。每年5月，这里都很难平静。

(资料图)

70年前的1953年5月29日，人类首次登顶这座世界最高峰，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与当地夏尔巴向导丹增·诺盖因而举世闻名，就此开启持续至今的民间攀登潮。

今年春季，尼泊尔旅游局签发了创纪录的478张珠峰登山许可证，中国首次成为珠峰南坡攀登人数最多的国家，达到97人。

珠峰正变得拥挤，甚至在海拔8000多米的陡峭路段也会“堵车”。

这个攀登季，至少11人在珠峰丧生，其中包括一名中国登山者，遇难人数远超每年4人的历史平均数值。

当我们仰望珠峰，应该保持理性。无论攀登技术取得多大进步，也别忘记，8000米以上的高海拔仍是生命禁区。

商业攀登，来者不拒

摄影师汗斯从2000年起攀登过三次珠峰，却从未尝试登顶，“三次去都是为了拍摄。”

身为资深登山爱好者，过去十多年，汗斯登顶过世界各地四五十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峰。2020年，他还在北京创办一家探险公司，为客户制定探险方案，并担任高山向导。

目前，珠峰面向民间攀登者的常规线路有两条，一条在北坡中国西藏一侧，另一条在南坡尼泊尔一侧，后者吸引了更多的民间登山者。汗斯介绍说，北坡仅有西藏圣山探险公司提供登山服务，一般探险公司不具备经营资质，攀登费用高达46万元，且要求攀登者有海拔8000米以上登山经历；相比之下，南坡提供登山服务的探险公司不少于40家，攀登费用约30万元，“那里的探险公司鱼龙混杂，有些公司对登山者的经验和身体条件没有任何硬性要求。”

正是这种来者不拒的商业模式、日趋周全的服务和无限降低的门槛，使珠峰探险愈加受欢迎。

同时，经验丰富的夏尔巴向导供不应求。“现在，厨师等后勤保障人员也开始充当夏尔巴。”杭州登山者朱霞说。浙江省登山队队员、青年女作家宋学华也有相似感受。5月18日，她和队友向登顶珠峰发起冲击，却遭遇暴风雪，“那天，有30%的夏尔巴抛弃了自己的客户。”

在汗斯看来，当攀登珠峰走向商业化和大众化，登山者的自主性反而在降低，“不少人的攀登完全依赖夏尔巴，自己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去应对突发状况。”

“绝命海拔”，不堪拥堵

海拔8000米是人类生存的极限高度，因而珠峰亦被称为“绝命海拔”。如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得以接近这个曾遥不可及的梦想，珠峰挤满了渴望挑战的登山者。

在南坡，拥堵变得常见。2019年5月，尼泊尔登山家Nirmal Purja拍摄的一张珠峰“大堵车”照片曾引发热议。今年5月14日凌晨，当汗斯一行人从大本营出发，也亲身体验了珠峰“堵车”，“足足等了一两小时。”三天后，在适宜攀登的5月17日，至少175名登山者在南坡成功登顶珠峰。

汗斯不相信，那些拥挤而上的追梦者都热爱高山。在珠峰，他甚至见过一些不会使用登山装备、自己穿不上登山鞋的登山者。

对普通人来说，珠峰是唯一能被记住的“第一”，登上世界之巅象征着极致挑战和勇气，也意味着“最高的名利场”。一位曾三次攀登珠峰的探险家向汗斯直言：“如果我不去爬珠峰，就没有流量。”

今年攀登季来临前，汗斯收到十多家品牌赞助商的邀约。他估算，在珠峰的登山者中，有八成以上的人获得了大大小小的品牌赞助。

“很多登山者心存侥幸，忘记登山是存在死亡概率的残酷游戏，又或者在名利中迷失自己，背离登山的初衷。”早在2015年，中国民间女子珠峰登山队队长马丽娅姆就对珠峰上的名利追逐有所察觉。

冲顶执念，危险信号

5月18日，52岁的陈学斌在攀登珠峰途中不幸遇难。事发点海拔约8700米，距登顶仅一步之遥。

从1922年至今，共300多人在珠峰遇难，主要原因包括雪崩、滑坠、急性高海拔病症、体能衰竭等。

5月17日深夜，汗斯也在珠峰遭遇了一场事故。当他和队友试图穿过昆布冰川最宽的一处冰裂缝时，整片冰川垮塌。汗斯当时几近绝望。他抓住绷直的路绳悬挂在空中，一位队友和三位夏尔巴向导则被带入冰川。十余分钟后，经验丰富的几人依靠自带装备成功自救，但其中一位25岁的夏尔巴向导后怕地告诉汗斯：“我再也不来珠峰了。”

在汗斯眼中，无论如何也要冲上峰顶的执念，是比拥挤更需警惕的危险信号。希拉里台阶也被称作“死亡地带”，不仅是因为它的险峻，更是因为不少登山者永远留在这里——当登顶的荣耀在100多米远的高处招摇，圆梦在即，放弃比继续前进更艰难。

其实，比起登顶，活着回来才是最大的成就。浙江登山队队员许云峰在到达海拔6000多米时，出现肺水肿。他两度下撤到加德满都治疗休整，试图再度冲顶，但在队长、夏尔巴团队和高山医生的建议下，他最终选择下撤。

许云峰所在的登山队总共7人，最终5人成功登顶，成为国内首支登顶珠峰的省级登山队。当他在萧山机场迎接归来的队友时，心中五味杂陈。

他的家人，则更多的是庆幸他的平安归来。

不是所有仰望珠峰的人，都能够登顶。而人生的珠峰，本就不止于喜马拉雅。（创意制作：徐洁 庄小蕾）